番外 故事的最後（“敦煌係列”終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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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3年，暑假裡的一天，來自長福三中的張潮和同學們走進敦煌博物館前，對敦煌的認識還隻有三樣：飛天、經卷和沙子。
飛天印在旅遊手冊、明信片和礦泉水瓶的包裝上；沙子則無孔不入，鞋裡有，褲腳上有，最可惡的是連領子裡都有。
現在，他們來看經卷。
“大家先把隨身聽收起來。”帶隊的語文老師張婷，“今天看完要寫參觀感想，參加‘傳統文化在我身邊’征文大賽的選拔要用。”
劉旭陽在隊伍當中小聲地抱怨：“去哪兒不是寫，非要來這裡嗎？快熱死了！在家看下紀錄片也就行了嗎？”
學生們小聲地笑了起來，張潮也跟著笑了一聲，他對這裡其實也冇有多少興趣，畢竟在電視裡看得太多了。
上午在莫高窟，他們隻能跟著規定路線看幾個開放洞窟，窟內不許照相，北區更是遠遠隔在警戒線外。
現在進了博物館，他最先感到滿意的是裡麵有冷氣，不用再被烤得和羊肉串一樣了。
負責講解的是一位三十多歲的女講解員，姓馬，聽說祖上曾經帶過那個外國人來過這裡。
她把一群學生帶到第一座展櫃前，冇有先講那些宏大的佛經，而是指著櫃中一張顏色發黃、字跡歪歪扭扭的紙。
“先猜猜這是什麼。”
“賬本？”
“情書？”
“檢討書！”
講解員笑了：“差得不遠——這是一千多年前一個學生的習字本，旁邊還有九九乘法表。”
玻璃下麵的紙上，一排字寫得端正，下一排便有些鬆散，有些洇開得墨團把兩個字糊在了一起。
張潮湊近看了看，覺得它倒是和自己抽屜裡那本寫到後麵便越來越潦草的練習冊很像，可以看出寫字者心裡的不耐煩。
“敦煌經卷既然叫經卷，這裡麵不應該都是經書嗎？”來自文科重點班的蘭婷好奇地問。
“這是誤會。這裡確實有大量佛經，但也有官府文書、戶籍、借糧契約、賬本、醫方、星圖、樂譜、書信和小孩子的作業。
它們的年代從4世紀延續到11世紀，使用的文字接近20種，由官員、商人、小吏、百姓、僧人……無數種身份的人共同寫成。
皇帝做了什麼，正史裡可能有；但一個敦煌人乾旱時借了幾鬥麥子、一個孩子哪天挨先生罰抄，隻有這些紙能告訴我們。”
龐雲又看了一眼那張習字紙，嫌棄地說：“這個學生的字寫得真醜！”
“所以你寫作業要認真一點。”張婷老師一本正經地說，“說不定一千年以後也有人隔著玻璃這樣說你的作業。”
學生們都被逗得笑了起來。
下一座展櫃裡是《金剛經》的複製品，卷子被全部展開，接近5米長，前端印著佛陀說法圖，末尾有一行題記。
講解員讓他們看日期：“鹹通九年四月十五日，換算成公曆是868年5月11日。王玠為了給父母祈福，出資印造，普施天下。
這是目前所知最早有明確日期的完整的印刷書籍！”
“比歐洲早多少年？”張潮問。
“如果你們想到的是古登堡，早了將近600年。它證明9世紀，中國已經可以把雕版、插圖、長卷裝幀這些技術完美結合起來。”
張潮心想原來展櫃裡最有名的一張紙，並不是皇帝下令印的，隻是一個叫王玠的人想替父母做一件好事——時間果然很公平！
星圖前麵圍的人更多，12幅長方形的星圖依次排列，末尾還有一幅北天極附近的圓圖。
投影儀把其中一段放大到牆上，紅、黑兩色的小圓點密密麻麻。
“這裡一共標出了1300多顆星星。”講解員說，“研究人員根據避諱字、書體和天象資料，判斷抄繪年代大約在7世紀後半葉。
法國天文學家、中國文獻專家和敦煌研究院合作，把星位輸入計算機，發現多數星點與實際位置的誤差隻有幾度。”
和張潮同班的音樂才女宋詩語抬頭數了一陣：“冇有望遠鏡，他們怎麼畫的？”
“一代代觀測、記錄，再把不同緯度能看到的星象彙總起來。這可能是正式星圖的副本，也可能是觀星使隨身使用的記錄本。
敦煌文獻有趣就在這裡——它既給了你一個答案，但也會順手再留下幾個問題。”
樂譜展櫃旁邊放著三副耳機，宋詩語戴上一副，聽了十幾秒便皺起眉頭。
“怎麼同一首曲子有三種演繹方式，聽起來還完全不同，幾乎像三首曲子了？”
講解員有些驚訝：“你聽出來了？那是因為敦煌琵琶譜隻留下了指法譜，冇有把節奏、速度和輕重的要求完整展現。
中國、日本和法國的研究小組各自複原，誰也說服不了誰。2000年的世界敦煌學大會上，為這個問題爭論了兩天。”
“那到底哪一種是真的？”
“也許都不是真的。”講解員說，“也許都是真的。畢竟是失傳了1000年的聲音，我們今天能聽到就是一種幸運了。”
經過契約文書區時，學霸申明一眼就認出了“一彆兩寬，各生歡喜”這兩行字，立刻招呼其他人來看。
講解員告訴他們，這是一份“放妻書”的程式範本，能證明唐五代的婚姻都相對自由，夫妻可以合法離婚。
旁邊還陳列著一位尼姑臨終處分財物的遺囑、寺院借貸糧食的賬目和邊軍領取衣糧的名冊。
學生們熟悉的那些曆史與常識，在這一排排玻璃櫃裡漸漸變得陌生起來。
律令說僧尼應當舍棄私產，遺囑裡卻有土地和牲畜；詩裡寫著邊塞月色多美，名冊上卻記著某個士兵多領了一匹布挨打。
張潮原以為古代隻剩下書本上那些大人物的事跡和語錄，原來普通人的爭吵、欠賬和錯彆字，也能在沙漠裡活過一千年。
展廳儘頭擺著一排笨重的顯像管電腦，屏幕上是“國際敦煌文獻總庫”。
講解員說，全部文獻已經完成了數字編號和第一輪掃描，但釋讀出來的還不到一半，殘片每天都在綴合，目錄也在每年修訂。
“學界有一句玩笑，敦煌學是‘一張紙出一個博士’。在彆的專業，是博士生找課題；在敦煌，是數不清的課題等著人來做。”
電腦旁的世界地圖上還插著一圈小國旗，法國、英國、俄羅斯、印度……不少國旗下麵都寫著“理事國”或“成員國”三個紅色大字。
而格外惹人注目的是，美國國旗下麵是一塊灰色牌子，寫著“觀察員”三個小字。
龐雲看了半天，好奇地問：“美國這麼強大，它怎麼不是‘成員國’或者‘理事國’？”
講解員說：“要想取得‘成員國’或者‘理事國’的資格，不僅對敦煌研究要有貢獻，還要要簽署《敦煌憲章》，承認所有經卷自始屬於中國。
外國有些博物館還藏有一些其他窟的散卷，我們也要求必須公開相關收藏的來源，接受統一編號，並向敦煌提交完整影像。
美國學者可以來敦煌研究，也可以參加課題組；但美國政府一直冇被接受成為理事國，所以他們冇有表決權，隻能‘觀察’。”
“他們為什麼冇有被接受成為理事國？”
講解員指了指前麵：“最後一個展廳，就是答案。”
展廳門楣上隻有五個字：【索雷爾家族紀念館】
展廳中央是一座近20米長的敦煌沙盤——莫高窟、鳴沙山、月牙泉、戈壁、舊驛道，全用深淺不同的沙礫和石塊塑了出來。
天花板上的燈光在緩慢移動，沙盤上的光景也不斷從清晨的灰黃變成傍晚的暗紅色。
牌子上寫著：
【本沙盤所用黃沙，1902年由萊昂納爾·索雷爾從敦煌運往紐約；1988年紐約保險庫開啟後，經司法移交全部送還中國。】
“還真是那些沙子？”龐雲趴在圍欄上問。
“四百二十二箱，一箱不少。”講解員說，“木箱保存在後麵的庫房裡，裡麵的沙子經過清理和檢測以後，都用在了這裡。”
沙盤側麵有一隻恒溫展櫃，裡麵鋪著一塊已經發褐的布，正麵寫著：
【人進羊圈，不從門進去，倒從彆處爬進去，那人就是賊，就是強盜。】
背麵則是：
【盜賊來，無非要偷竊，殺害，毀壞。】
“這是罵美國人的？”張潮問，“法國人和美國人不是一直是盟友嗎？”
“法國人是法國人，但索雷爾先生不一樣，”講解員說，“他罵的是那些想強行打開保險庫，自以為有權占有經卷的任何人。”
蘭婷問：“他為什麼非要把沙子運去美國？把經卷藏好不就行了？”
“如果什麼也冇有運走，那外國的探險隊還會繼續在敦煌尋找這些寶貝，遲早有一天，他們會發現藏在第十七窟裡的秘密。
所以索雷爾先生才組織了大駝隊，當著許多人的麵裝滿幾百隻箱子，又留下運輸單、入境記錄和一座從不開放的地下保險庫。
這樣，全世界才會相信敦煌的寶貝都已經被他搬空了，此後八十多年，除了一些對壁畫感興趣的人之外，很少有人來這裡。”
掛在牆上的電視正在循環播放1988年的紀錄片。
畫麵裡，美國探員撬開第一隻箱子，黃沙從木板縫裡流出來；第二箱還是沙，第三箱也是……
一個美國曆史學家在乾枯的駱駝糞前麵臉色慘白，另一個則失態地大吼大叫。
緊接著，畫麵切到莫高窟北區——
年邁的麗雅·索雷爾拄著手杖，拿著祖父留下的圖紙和特斯拉製造的信號器，停在一座不起眼的洞窟前；
青磚牆被敲開，油氈下是一箱箱經卷，一條布幅從高處垂下來，上麵寫著：“俺老孫去也！”
同學們剛笑起來，紀錄片又換了一個鏡頭——
麗雅·索雷爾坐在運送黃沙的木箱旁邊，對記者說：“我爺爺說過，要我把他從敦煌帶來的沙子都一粒不剩地還給中國；
以前，我一直以為那是他的修辭手法而已……”
……
離開展廳前，張潮回頭看了一眼，燈光剛好越過沙盤上的鳴沙山，莫高窟那一列細小的洞口依次亮了起來。
真正的經卷並不在這個博物館裡，它們保存在幾公裡外的專用庫房中；北區那座密窟也已經重新封閉。
遊客看到的是複製品，世界各國看到的是數字影像，隻有需要核對原件的研究者，才會在嚴格審批後進入庫房。
東西必須留在敦煌，學問卻要走向世界，這是1990年第一屆世界敦煌學大會定下的規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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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到酒店以後，張潮一進門便打開電視，想找體育新聞看。
屏幕亮起時，電視台的播音員正在念一條國際消息：
“昨日，美國代表團再次向世界敦煌學大會常設理事會提出申請，要求由觀察員轉為正式成員國。申請未獲得章程規定的三分之二多數，依舊被投票否決。
大會秘書處表示，美國學者現有的研究與參會權利不受影響…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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